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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9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馬蒂亞?森,不僅是傑出的經濟學家,也是一名自由主義大師。在2007年出版的《身分認同與暴力》一書中,他指出西方思想界一個重要問題:面對族群、文化衝突時,一些自由主義者雖然反對將身分作為標籤和仇恨的依據,卻陷入和他們反對的極端思想一樣的陷阱,那就是一個人只能有一個身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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森認為,這種將唯一身分強加給每個人的做法,正是世界上大多數暴力和衝突的源泉。所以森認為,自由不該是「選擇一個身分的自由」,而應是每個人可以有多元身分的自由:一個人可以同時是英國人、穆斯林、律師、自由派、女權主義者,這些身分互相並不矛盾,而且在不同情境下他/她可以從不同身分出發做出抉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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身分認同非單項選擇該書出版10年之後,面對西方社會的紛亂,森的這一觀察更顯出其深刻之處。而且,雖然他論述的主要是西方社會的認同危機,但其基本觀點也同樣適用於台灣、香港等社會。近年來,先是在台灣,然後在香港,所謂「身分認同」成為一個熱門話題。是「中國人」還是「香港人」/「台灣人」,成了政治的重要議題,而所謂「本土認同」變成政治正確。但許多關於身分認同的討論,卻忽略了一個重要問題:所謂認同,不僅是一個選擇題,還是一個怎樣選擇的問題。退回20年看,面對「中國人」/「台灣人」的選擇,大多數台灣民眾的選擇是「都是」。這說明,在他們看來,這兩者並非非此即彼的是非題,而是多項選擇。那麼,為什麼現在它們就成必須二選一的單項選擇呢?如果我們認同森的論證,就應該承認,「中國人」和「台灣人」(或「香港人」等等)完全可以並存,事實上在多數時間對多數人而言也是並存的。將其對立起來,強迫每個人必須選擇其一,既沒有歷史基礎,本身也是違背自由主義的。所以,所謂「身分認同」問題,很大程度上只是政治操作的結果。這種操作的核心,就是把「中國人」概念完全政治化,甚至和特定的政治意識形態綁定,從而變成非此即彼、非黑即白、敵我分明的選擇。其實,就是「中國人」這個概念,本身也是多元的,包括政治、國族、種族、文化等不同層面。這些不同層面,也並非完全是同心圓式的。一方面,即使是民族主義者,他們的政治主張也未必完全相同。另一方面,許多文化不同的少數民族也認同自己是「中國人」。而一些民調也發現,大多數人能夠區分這些不同層面——只是政治環境不給他們提供這種多元表達的機會。祖先留下的寶貴資產政治操作的另一手法,就是把「本土」和民族認同對立起來。「本土」如果只是愛家鄉,乃是人之本性。在大陸,不同地方同樣有「本土意識」,而在上海、北京、廣州等地也存在排外思潮。這一方面說明「本土」問題所在皆有——背後是發展帶來的經濟、社會矛盾,另一方面也說明其並不必然導致認同衝突。而政治操作的必然後果之一,是在認同標準上採取雙重標準:有些人一方面批判「大中華主義」,另一方面又極力推崇「台灣認同」,甚至走火入魔變成「日本認同」——所謂「主體性」竟變成了精神上的自我殖民。身分政治的矛盾,其實恰恰反映出一點:「去中國化」缺乏合理性和可行性。無論在歷史上、文化上還是現實政治、經濟上,台灣都無法完全和中國切割。事實上,台灣基於中華文化的多元文化,正是祖先留給台灣最寶貴的資產之一,在大陸經濟日益重要的今日尤其明顯。但是政治因素卻讓這一資產變成負資產,變成森所描繪的「暴力的來源」,對內讓台灣社會內鬥不止,對外讓台海無法和平。這著實令人歎息!(作者為深圳大學當代中國政治研究所研究員)(旺報) var _c = new Date().getTime(); document.write('');

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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